2013年9月23日，新华社的一帮“老小孩儿”齐聚北京白云路，追思9月11日不幸病逝的启阳。

追思会还是由历年春节聚会的召集人新新主持。 占占、于川、胜利、小明、新新、百诗、园园、小华、燕燕、尔柔、李京、李周、红林、五零、援朝、永和、黑黑、林玉，启阳的弟弟启光、启星，启阳的妹妹燕妮以及启阳的女儿莎莎，出席了追思会。

许多身在外地甚至国外，无法赶来参加的新华大院的“老小孩儿”，纷纷打来电话、发来邮件、短信等，表达对启阳的追忆与思念。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追思会开得简朴而温馨。大家回忆了启阳的种种往事，也回忆了青少年一起的欢乐时光，并相约珍惜生命，用过好今后的每一天来告慰启阳在天之灵。

时间关系，一些在追思会上未及发言的，纷纷表示要在网站上撰写纪念文章。

现将启阳追思会上的发言摘录，刊发如下。

新新：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用追思会这种形式共同怀念启阳，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多多保重身体，快乐、健康。下面先请启星讲讲。

启星：

首先，非常感谢新新召集大家，为启阳搞这么个追思活动。我代表我93岁高龄的母亲，代表启光、燕妮，代表启阳的遗属——启阳的女儿莎莎今天也来了——向出席今天追思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以及弟弟妹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在启阳病重期间和逝世后，通过各种形式对启阳表示慰问、表示痛惜的大院兄弟姐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启阳的经历：

启阳1944年1月、农历大年初一生在延安。今天在座的，延安出生的大哥、大姐还有占占、胜利、小明、新新。解放战争期间，启阳坐在箩筐里，跟随父母及新华社的叔叔阿姨们东渡黄河，辗转西戌、西柏坡，最后进了北京城。当时新华社这个“昆仑支队”，是由代号“302”的社长廖承志率领的。

进城后，启阳小学在华北小学，初中、高中在北京八中。我觉得，小学、中学时期可能是启阳最开心的时期：在学校很受老师的宠爱，小学是大队长，中学到高中都是团支部书记，一直是学生干部。在新华大院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期，也是大家摸爬滚打，整天玩在一起，最无忧无虑的时期。

启阳大学是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读的。“文革”中，他和谭震林的儿子谭淮远等，是工业学院老红卫兵的发起人，因为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没少挨斗，受了很多的苦。“文革”中毕业分配时，他先到了位于黑龙江省富裕县、北大荒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然后被分配到了在石家庄的国防科委13所。应该说，在当时我父亲还没有“解放”的情况下，他分得还算不错。

启阳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他是石家庄小有名气的改革家，在河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燕华电子有限公司做总经理，是站在改革开放潮头的人物，报纸有名、电台有声，《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等媒体多次报道。开始几年燕华还搞得相当不错，后来随着大形势的变化，国内许多大的电子国企都被汹涌而来的洋货挤垮了，燕华也未能幸免。

后来启阳又到了上海打工，重新创业，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也未能东山再起。但我对启阳最佩服的，就是他的这一段。最困难的时候，他到一家私营建筑公司打工，给人家管材料，寒冬腊月整天在工地上，和那些包工头、农民工在一起。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很乐观，一直保持乐观精神，真是不容易！我觉得，我要是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也许早就灰心丧气了。

后来他回到石家庄，工作、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却不幸得了癌症。说起来启阳的病，是在2009年，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当时他的夫人有肾结石，经过几次碎石治疗，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她原来在部队医院工作过，有些老战友还在301，让她再去查查，结果B超、CT什么的查了一遍，没什么大事。启阳是陪着去的，人家说那你顺便也查查吧。这一查发现启阳的一个肾上有东西，有肿瘤，很快确诊是肾癌。所以2009年启阳动了第一次手术，割了一个肾。

顺便说一句，推荐大家读一本书：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写的《重生手记》。启阳没赶上，这本书我看完推荐给启光了。凌志军写了很多书，但我认为这本他写得最好。他曾被诊断为脑癌，北京、上海所有的大医院，国内所有的顶尖专家他都去看过了，专家异口同声都要他立即动手术，但他坚持没动，最后证明不是脑癌，是一种罕见的炎症。他肺上长了个东西，人家都说你这不要紧，他坚持要做手术，最后证明是肺癌，由于做得早，术后恢复得很好。

凌志军的经验是：不能盲目相信医生、相信专家，包括国内的顶尖专家。因为这些专家，你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花了几百块钱挂的专家号，到时候3分钟给你打发出来了，根本不认真听病人自述，很草率。凌志军有这样的经历，启阳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光听医生说，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意见加以分析、比较，判断，再做决定。凌志军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嘛，逻辑分析能力很强。

凌志军的书中写到，做肿瘤手术的医生都知道，一台肿瘤手术中，医生要干两种活：一种是“责任活”，你要把这肿瘤切下来，刀口缝合好，不能感染，这是必须完成好的，不然就是你的问题，要承担责任的。第二种是“良心活”，肿瘤给你切了，周围的淋巴呀什么的是不是都处理干净了？这就可多可少了。有的医生嫌费事、怕担风险，遇到难度比较大的地方就不给你做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启阳这第一次手术就做得不那么理想。当时经朋友介绍，他是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找的号称“×一刀”的一位科主任主的刀。术后启阳又是化疗，又是到301做什么“免疫疗法”，“免疫疗法”是全自费项目，花了很多钱。但是两年后，2011年11月他又发现便血，一检查是胃癌。还是在国际和平医院，还是“×一刀”做的手术，胃部分切除。

启阳身体底子很好，术后恢复得不错，没有病容，不像经过两次大手术的人。但是到了去年底、今年初，胃癌又复发了，本来说好来参加春节聚会也没来成。

今年五六月份，启阳又做了第三次手术，但手术后病情迅速恶化，腹腔内胰腺、肝、肠等器官，癌细胞都有扩散。最后50多天，启阳饭不能吃、水不能喝，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靠杜冷丁止痛。确实受了很多罪。

在启阳病危、我们去医院探望时，转达了大院兄弟姐妹们对他的问候。启阳感动得落了泪，断断续续地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想到大家这么关心我、爱护我，谢谢大家了！”

回顾启阳的一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生，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家里他是我们的二哥，在大院里他同样有着许许多多的兄弟姐妹，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温暖和情谊。启阳一直是十分看重这份情谊的，这是他最后能直面病痛折磨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逝者已去，红胜大哥在启阳病逝后发来的唁电中讲得特别好：一定要“珍惜生命，认真过好每一天”。我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善待家人，健康、快乐地活着。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一个内容，大家交流交流，今后怎么活得更好、更健康。

过去我们住在一个院里，天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现在住得很分散，每年春节小明出钱，新新出力，我们有一次聚会机会。我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更多地创造这样的机会，更多地聚一聚。可以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像2010年追寻父辈足迹的延安行，那次启阳也参加了。

希望大家能经常在一起抚今追昔，回忆我们青少年的美好时光，同时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我想，这也是启阳在天之灵对我们的期望。

再次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

燕妮：

启阳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不过在我们家他永远是我们的二哥。在我们家他特别特别操心，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管，那时候我们开玩笑管他叫“二家长”。

我觉得启阳和疾病的斗争非常顽强、非常不容易，这点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终点。启阳特别热爱生活，他明明知道要面对死亡，但他不想自己，我们每次去他都嘱咐我们要把妈妈照顾好，这个事、那个事，想到的都是别人。

我所幸的是回来后还能见到他，我给他打电话，我老鼓励他，我说你等我，你没关系，你身体情况非常好，你等我。我是这个月7号早晨回国的，第二天早晨就乘高铁去看他。他见到我很高兴。

第三天他就报病危了。启光、启星我们开车去的。去了后他一见面就说，我只说一句话，我不怕死，人到了这个地步再说怕死就是虚伪的。他说话非常费力气，他就闭着眼睛，半天才睁开说一句话。安慰了他后，启星、启光还有工作，启光身体也不太好，就回去了。我想多陪陪他，因为从小启阳和我感情还是非常好的，他总是管我、照顾我。启阳说，你那么远回来，我和你多说会儿话吧。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这半小时还是有说有笑的，他也是叮嘱我今后生活好，照顾好妈妈，还说医院环境不干净，不要感染，要珍惜，要好好地健康地生活。

我对他说，你好好休息，我再来，我坐高铁一小时就到了。我说我12号再来，这是10号的事。我就出去了。我出病房时就一步三回头看启阳，启阳就一直把我目送送到门口，他一直看着我。

我觉得红胜讲得非常好，就是说逝者已去，我们活着的人要珍惜生命。启阳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快乐健康，过好每一天，健健康康地生活。这也是对启阳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援朝：

我是援朝，我简单讲两句，我也代表东东，因为东东出差了，25号才能回来。东东在留言时说了，我们都难过。我也是，我和东东同样的感觉，我们比较小，比启阳要小，过去虽然很近，都能看见启阳大哥，但直接的接触并不很多，但他却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就像李周说的，就是一个英雄形象，确实让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我很感动的是在网站上启阳讲到启明去世时，我都没想到他那么困难，启阳费了那么多周折去美国。启明大哥去世后，在记协会议厅办了一次追思会，那时我才知道启明去世的消息。我原来想象王飞叔叔在美国做人民日报首席记者，也是老干部。我没想到那么艰难，都是自己家在努力。尤其是启阳，绕了多少地方。本来还等着看启阳接着写，但是很可惜，看不到了。

我觉得启阳是个特别值得尊重、特别有担当的人。启星和我们一起去看启阳，让我觉得直到最后，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真不像是都已经病成那样的人了。他已经连水都不能喝了，精神还是很好，也不是皮包骨头的样子，真是没想到，真是有启阳的那股劲儿，有一种英雄气概。那么一个老大哥，真是让我们很感动。启星组织我们去最后再见启阳一次，我也觉得很欣慰。

我跟启阳说，你要是特别痛苦就别忍了，因为我相信他不怕死，都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让家里人别太难过，就还在挺着。真是特别值得我们尊重和怀念。

我们都老了，我们算是小字辈的也已经60几岁了，退休了，大家都珍重吧。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缘由，新华社的这些孩子，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说出来这是为什么。恬恬也在想，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些从小在大院里长大，总有一点儿什么东西，可能也没法说得特别清楚，语言不好表达，但大家都很珍惜，都很愿意在一起，而且很真诚。

红林：

我代表我和红胜说两句。红胜一直说，启阳是他从小到现在一生的朋友。我觉得启阳大哥身上反映了他们那个年龄，包括瞻瞻、小明、新新，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的一种新华社大院子弟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启阳身上能得到集中体现。

一是他非常珍视我们这些人童年的友谊，不论是“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文革”后，他一直跟我们这个家庭、还有别的家庭，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和红胜小学时都在华北小学，中学红胜在101，他在八中。我们家出了事，我爸被打成“右派”后，他依旧经常到我家来玩。

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文革”中，我在石家庄，他也在石家庄。一见面他就说，红林你有什么事儿，找我；没事儿到13所来玩儿。这让我觉得特别温暖。因为文革中，我父母都受到冲击，当时新华社子弟都是背井离乡。在异地，能有一个大哥式的人物，心里确实感到非常亲切，感到温暖。

中秋节林玉发了个电子邮件，说想到启阳骑着自行车的样子，当时我回忆了启阳很多很多事，包括他在13所我们相处的时候的很多事。启阳是非常聪明的，比如说当时电视机非常缺，他们家的电视机、还有朋友的、老丈人的，都是他自己亲手焊接，自己组装、调试的。

另外，我感觉启阳无论什么时候都非常乐观，应该说他是改革开放后站在前列的第一批弄潮儿，《法制日报》也曾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他。后来他在上海中创集团当总经理，管理一个很大的公司，经他手的合同几亿元的都有。但后来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他又到一个小公司干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启阳对生活、对人生总是积极面对。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一种精神就是坚强。今年春节聚会没看到他，我才得知他的病情。我弟弟是学医的，在诊断方面还是比较有研究的，是协和、北医的客座教授。（启星插话：红林弟弟是美国影像医学的权威。）回国讲学时，我弟弟看了启阳的片子。当时启阳一见他，脱口而出：“毛孩儿都长这么大了！”我弟弟的小名几十年没人叫了，听着特别亲切。当时一点看不出来启阳是重病号，看不出来他对自己的病、对生活有任何悲观的态度。

启阳病危时，我和援朝、恬恬、启星到石家庄去看他，那时候他已经卧床不起，但精神显得很好，躺在床上和我们聊天。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沉痛、非常难过的。当时我也到了大夫那里，把启阳最近的CT片子拍了下来，用E-mail发给了我弟弟。我弟弟说现在全身扩散，很难办了。

现在启阳虽然走了，但他身上体现的这种坚强，这种对儿时友谊的珍视，这种积极面对生活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发扬的。像启星说的，以后我们可以多多聚会，相互鼓励，发扬这种精神，认真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援朝：

刚刚收到嘟嘟的短信，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援朝，我是嘟嘟，这是我的新电话。本来说好要参加启阳哥哥的追思会，不想我出差，无法出席，非常抱歉！启阳走了，我非常伤感，非常难过。他是我们的领头大哥之一，更与我们家有缘。启阳是我父母的干儿子，是我的干哥哥。这个印象自我记事起就有。每次启阳到我们家，我的父母都会对他格外亲密，特别是我妈妈。文革期间，启阳的女儿莎莎还在我家住过。启阳哥哥本应是该大有作为的，可惜了。这个事我始终耿耿于怀，有大惑。在我家的老相册中，还保存着他儿时的照片。他在我心里。”

启星：

王唯真的女儿王小红，现在陪着母亲在外地，来不了了。她写了一首诗，悼念启阳，让我一定在会上唸一唸：

悼念启阳哥
	启阳哥
	静静地走了
	发小们茫茫然
	竟不知去哪里寻你
	那年启明哥追思会	你像一缕青青的山脉
	何叶阿姨的失声痛哭	与群峰相偎相依
	兄弟间忧郁的目光	栉风沐雨 雷电不惧
	已痛在我们心底	平凡而不屈
	术后洒脱的延安之行	我愿相信
	聚会时爽朗的笑问	你大鹰般飞去
	疾病折磨中尤关爱他人	冲破苍穹
	又让我们看重你	直上九万里
	你像一抹轻柔的白云	期盼着啊
	自在而飘逸	你汪洋中破浪远航
	拂过江河大地	回眸遥望时
	竟那般多姿与绮丽	大家在岸边等你

新新：

绍强在加拿大发来邮件，对启阳逝世表示哀悼。我还收到一些唁电，等我整理好后都转给启光、启星。前两天我给严挺打了个电话，他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来不了，特别说祝大家健康，还说他从小就崇拜启阳。

我从小的人生之路、对人生的态度，很多方面都受启阳影响。比如他告诉我不许欺负女孩子，不许拿小朋友的缺陷取笑人家。他教我拍照片，教我游泳，上高中时他带着我上什刹海业余体校，一起学击剑。通过学习击剑，我的身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文革”中到“文革”后，我一直与启阳保持着联系。启阳是石家庄改革开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的报道好像就是这么个标题。启阳从上海撤离以后，一无所有去打工，但他有很多抱负，有很多想法。我们一起去延安的时候，他还说起想引进日本最先进、最环保的垃圾处理技术，没有污染，但壮志未酬就病倒了。

他肾癌术后，还和我们一起去延安。在延安时，他带着我们找到当年他父母和其他新华社老同志住的窑洞。根据他家窑洞的方位，我也找到了当年我家窑洞的大概位置。我爸爸和我姐姐曾回过延安，还在当年的窑洞前照了张像，说是一出窑洞门就能看到宝塔山。

现在咱们的老大哥占占、于川、严挺、二肥子，大姐胜利，与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真挚。启阳走了，我与何叶阿姨通电话的时候，特别难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都经历了“文化革命”，除了李京、李周的父亲受迫害走得早，其他家所幸“文革”都活过来了，家庭都没散。现在启阳走了，我们都特别怀念他，他永远活在我们中间！将来上天以后，还做他的兄弟！

占占：

启阳是新华社孩子头，所以今天这么多比他小的也都来了。现在这么多人纪念他，可见他在咱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听说启阳病重的时候在青岛,没能赶上见他一面，很遗憾。

我是和启阳一块儿长大的,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启阳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正直，是新华社孩子里面，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品特别好.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刚才大家讲的这么多事情，可以证明启阳是我们大院孩子当中做人的一个楷模。他无论是对疾病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对事业的态度、都是做得非常好的。讲到他去美国去去纪念启明，当时他有好多想法，他回来后也与我交流过。无论对什么事情，启阳都一定要做得最好，所以我们今天怀念启阳，要学习他这种精神。

想起启阳来，我就非常激动，所以讲不了太多，简单说说我的想法吧。

小明：

接到那天启星的短信后，我就心里老在想，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说三点：一个是我和启阳是怎么认识的，一个是启阳给我的印象，第三是大家刚才说到的生死问题。

我是1954年，从西安和程小荣一起到的北京。当时我觉得新华社小孩欺生，打架。我们就拿着竹竿打，打了几仗不分胜负。不打不相识，记不清谁说的，“带你见我们头儿去吧。”这个印象特别深，几十年了，当年的细节都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谁是新华社孩子的头儿呢？一个是占占，一个是启阳。久闻大名，无缘得见，见他们要先过几关，就像水浒传里的拜大哥。启阳家当时住在三号楼最高的四层，我当时心里很激动，和小荣一起去的，启阳就坐在里屋，一见面：“啊，你是小明！”我就认了门、归了宗，入了新华社的小孩儿圈了。虽然没有投名状，也就算入伙了，占占、启阳是大哥。

后来到三号楼二楼住的时候，我们两家住对门，启阳给我的印象一个是有大哥的风范，仗义，还有就是很潇洒，什么玩的东西他都得风气之先：骑车也在前头，游泳也在前头，包括击剑，还留下了一张非常好的照片，还有无线电，我们当时都很羡慕。包括男女生界限，启阳是和男孩子也熟，和女孩子也熟，我们是心里想，够不着。我和百诗、朱竹是同班同学，但是启阳和她们熟。启阳有人格魅力，我们没有。（园园插话：启阳也长得漂亮，我妈妈很喜欢他。）都喜欢，包括家长，启阳到谁家都受欢迎，很大方，很得体，很仗义。

启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乐观精神、达观。我记得“文化革命”中启阳是红卫兵一司的头儿，后来一司受压受得很厉害，我们当时有接触，启阳还是有那股劲。人生有逆有顺，有起有落，但启阳做事情总是有想法，这很不容易，包括和疾病做斗争。他这种乐观、达观的精神一直到最后，这是我最佩服的。启阳虽然有病，但每次大家见面的时候，看不出他是病人。今年春节聚会他没来，问了新新才知道是病了，我就没想到他病得这么重。

第三个说生死问题。我觉得人一辈子有两件事：一件是怎么活，第二件是怎么走。有些人活得不错，走得很难受，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人一辈子总得走吧，病了怎么样，走怎么走？真是应该把这事想透了。活着有寿命问题，也有质量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是在部队里得了肝炎，现在肝上还有血管瘤，很麻烦，医生说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夜也不能熬，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否则一大出血就完事儿了。

我觉得人认识自己生命是很不容易的，听说现在只认识了30%，许多事医生也在推测，也搞不太清楚。我要是得了癌，我就不去手术，也不去化疗，我就高高兴兴活着，该走我就走，而且我希望就是安乐死，不受那个罪。

怎么走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它，把死的问题想透了、想彻底了，活着才能更轻松、更自在。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情，再见面大家就是高高兴兴。这就是我的想法。

于川：

今天启阳的追思会，我第一是来补课。我1961年离开我们这个大院，随着我父亲和一家人到了安达。从61年到今天，52年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没有见过启阳，我一直想见。（占占插话：我和启阳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谈到你。我说于川走以后，咱们俩都没见过，都特别想见。启阳也确实是这样。）

刚才启星把启阳后面的事都说了。我小学6年是在香山慈幼院，和很多兄弟们一样是住校，一个礼拜只回来一天。当时我妈在电务处，在黄亭子，不在国会街大院，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大家。后来小学毕业了，电务处回到了这边大院，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我才到了这个大院。当时我妈在礼智楼分了一间房子，我家有幸和民国初年的议员先后在同一栋楼待过。

从初一开始，我才到了我们这个大院，我已经不能和小明一样，想起我是怎么认识我们这几个好朋友的了，真是想不起来了。那个年纪我酷爱足球和乒乓球。（占占插话：足球是启明带的，启明是队长。启光插话：当时小明还组织和北京小学比赛。小明插话：王飞叔叔和我们踢球，还踢那种一触地就反弹起来的，叫什么“英格兰式”。当时和我们玩的，一个是王飞叔叔，一个是电务处的“蔡包子”。）当时踢足球还分成了两伙，二肥子、曾宪政是“他们”那一伙的，启阳、占占是“咱们”这一伙的。为此还专门约了一次足球赛，到了一个很正规的足球场，两伙人要分个胜负，专门踢了一场很正式的足球赛。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赢谁输了。（启光插话：是“咱们”赢了。小明插话：一面之词。）

后来大家慢慢就放弃足球，开始打乒乓球了。小明是横拍，小华好像也是横拍，（小华插话：我是横拍。）我是直拍，我们常在一起打球。（小明插话：你是一把手，打得好。）当时大家都在上学，只要放学回来，安排好作业之后，我要么是到占占家，在占占家认识了园园；要么是到启阳家，在启阳家认识了启光、启星，燕妮那时候还小。（燕妮插话：我特记得你，启阳老说于川、于川的。）我记得小华家也去过，在四号楼，启阳家在三号楼。这些家我都去过，只要没事儿、只要作业做完了，只要想玩儿，就去找你们。

记得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周六晚上新华社大礼堂里放电影。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大家都愿意在乐池的沿上坐着，还学着电影《上甘岭》中的喝水挺困难的情景，有点儿水大家还很珍惜地喝着。这是一个礼拜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到了新年，大礼堂里还有大人们的团聚，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去到那儿凑热闹，也觉得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大礼堂里演的京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武打戏《三岔口》。（占占插话：那是新华社的人自己演的。）这些事给了青少年的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时期我交情最深的几个朋友，今天除了启阳都在：占占、小明、启光、新新、小华。启星小，没有能够跟我们一起玩。我只和大家在一起待了四年半。1961年，因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们一家就都走了。我走的时候，这几个朋友为送我，一起到照相馆照了张相片，我还带着我最小的弟弟于华。我刚才听说这张相片在咱们网站上还有，这张相片现在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启星插话：照片里还有曾宪政。新新插话：曾宪政、二肥子现在身体都不好，二肥子偏瘫。林玉插话：你父亲是于友、后来到民盟当《群言》主编吗？）我父亲是于友，后来当过《群言》的主编。

从61年离开新华社大院之后，我倒不是没去过。刚才占占问，你为什么62年就考回了北京铁道学院，没回来找我们？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1978年我父亲平反了，先到了大百科，后来到了《群言》刘尊棋那儿。当时我妈回北京，退休后到新华社来看她电务处的那些老同志，我陪她，进了新华社大院一次，是从西门进来的。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像咱们小时候那样，随便到处走了，想到工作区，已经不行了。和我父亲母亲在食堂吃了一顿饭，新华社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了。

我大学毕业后分到齐齐哈尔，在那里找的老伴，至今岳母还在那里，每年春节要回去看她，所以每年的春节聚会，我都赶不上。我一直想见启阳，但是没见着。

今天的追思会，大家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追思启阳。我们纪念启阳最好的方式，一个是我们坐在这里，大家怀念他；一个是我们大家好好活着，用我们更长的生命、更多的欢乐来告慰他！

谢谢大家！